首湘缘

多哈不达成实质共识会各败俱伤

中国能源报：对所有国家而言，气候谈判都是一种博弈，您如何预判11月26日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前景？

陈波：很难预测谈判结果，但我们可以从历史展望未来。气候谈判最近几年看起来始终没有达到预期，但实际上仍然取得了很大进展。十年前，气候变化只是发达国家讨论的话题，后来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气候变化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议题，有了可行的日程表，再往后国际社会提出2020、2050年作为重要的减排时间点，之后“2摄氏度控制目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被国际舆论普遍接受。而去年的南非谈判上，争论的焦点变成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何时开始承担减排责任的问题。尽管没有形成明确的条文，但很明显国际社会的预期时间点是2020年，从这一年之后很可能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也需承担减排义务。我们已经很难改变这种预期。因此今年的谈判应该是进一步促使这一共识的形成，一是讨论2020年之前中短期路线，二是2020年之后减排制度。重点应该是前者，因为后京都协议已经拖了太久，今年必须达成实质性的东西，否则将是各败俱伤。

中国能源报：您在即将出版的《低碳大变革—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办》提到，倘若后京都谈判失败，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将毫无疑问成为最大的替罪羊，各种“惩罚”必然会纷至沓来，情况真有那么危险吗？

陈波：这个问题必须放到全球的视角下来看。当前中国已经完成了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面临着诸多环境资源和社会问题，全面进入改革深水区。未来30年，尤其是最近十年转型压力巨大。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加紧遏制中国的崛起，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关上门来讲，我国过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极其浪费，已经偏离了全球主流的发展价值观，有很多把柄可以被人利用，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WTO领域。借助于联合国气候谈判框架，中国可以合纵连横，自我保护，而一旦谈判失败，中国将变得非常不利，成为各国攻击的对象。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看看最近欧美对于中国光伏产品的制裁即可明白，我们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今年谈判策略可采取攻势

中国能源报：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面临着各种压力。这次多哈会议中国会被继续要求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吗？您在书中提到，让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参与后工业化时代的竞争并不公平，中国如何应对多哈气候谈判？

陈波：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2020年自愿减排目标，这被发达国家认为远远不够；去年我们进一步暗示可以考虑2020年之后的法律减排责任，这反而被发达国家反咬一口，要直接谈2020年之后的减排目标，放弃京都二期，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暗示性让步变成了必须存在的条件。今年的谈判只会对中国要求更多。从过去的谈判进程来看，我们越是采取保守的策略，往往越是被动，所以我认为今年中国的策略既需要稳健，也需要适当的采取攻势。我们应该加大舆论宣传，加强与印度、巴西等国的联盟，同时在关键问题上努力瓦解欧美日联盟，尽力争取和欧洲合作。

中国能源报：如何分担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这是世界各国之间合作与斗争的核心问题。您如何看？

陈波：从经济学上讲，这个成本包括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气候立法等各类约束，现有的资源配置体系会发生调整，企业的生产成本会发生变化，资源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会出现转移；二是减排成本的分摊，这块是额外增加出来的成本，也是气候谈判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往往只是关注后者，不过，我在《低碳大变革—下一个30年我们怎么办》书里对前者进行了很多探讨。我们决不能忽略产业竞争带来的成本转移问题，这既涉及到公平性，也涉及到未来几十年我们国家的产业转型。

中国能源报：2012年之后，欧盟将继续通过碳交易市场的全球扩张来强化其低碳领导力，您能否介绍下？

陈波：欧盟于2010年将低碳经济列入2020战略中，作为十年规划的核心目标，其雄心壮志是毋庸置疑的。碳交易已经成为欧盟推行其低碳战略最重要的经济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说，碳交易系统是欧洲自欧元之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标志着欧盟从环境角度着手，开始推进实体经济的一体化。这几年尽管由于经济危机，欧元区出现动荡，直接影响了碳交易系统的运行，但从长期来看，欧盟通过碳交易市场发挥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将是一个必然趋势。这种扩张通过三个渠道开展：一是设定更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如碳足迹认证等；二是通过碳交易系统在覆盖范围上的扩张，例如向航空航海业的扩张；三是供应链绿色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的绿色转型将压力转移给其他国家。

低碳经济需要金融创新变革

中国能源报：如何理解低碳经济可能带来的变革会深刻地影响到传统的经济秩序？

陈波：低碳经济衍生自绿色经济的范畴，但它有个不同之处是低碳经济更加强调对价格信号的形成，例如碳税和碳交易，从优化价格体系入手，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和资源配置再优化，从而解决市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低碳经济一定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引导实体经济的变革，没有金融创新，就没有价格信号，那么低碳经济跟我们过去谈的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便没有本质不同。

中国能源报：我国拟定的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湖北、广东等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已启动了，您怎么看中国的碳市场发展阶段？

陈波：碳市场的理论研究国际上已经很成熟，现在大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如何与区域经济的转型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碳市场的主要工作还在探索，如何将国外成熟的技术方案转化为我们自己可控的市场工具。这是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困难重重的问题。我们还不具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体系、统计系统和管理体制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碳市场的要求。因此，碳市场需要从顶层设计着眼，从统计体系和能源环境管理体制的改革着手，然后灵活选择适合我们的技术方案。这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中国能源报：您有一个观点，认为CDM无法大规模发展，为什么？

陈波：CDM是联合国制度下的特殊碳市场，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京都时代利益短期妥协的产物，它刺激了低碳投资以及碳市场的发展。但随着后京都谈判的发展以及不确定性，CDM已经无法承担利益平衡的功能，例如中国已经逐渐脱离受援国的行列，因此CDM作为一种资金转移机制，也正在试图将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抛出在外。未来的CDM将处于一种辅助的角色，更像是国际援助资金，重点是最不发达国家。

中国能源报：中国企业如何转型并重塑低碳竞争力，把握新的商业机会？

陈波：这首先是一个理念问题，我在英国学习碳金融一年，最大的感受是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已经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不是每个行业都可以从中获益，但作为一个国际商业环境中的重要一环，企业决策者必须要有系统性的观点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企业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例如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碳审计，分析潜在的风险和机遇，逐步建立完善的碳管理体系，与同行业对接。在低碳经济领域，我们十分强调的是先发优势，很多前期的工作其实成本很低，但是却可能在日后为企业带来想不到的收益。

中国能源报：您2011-2012年赴英国学习期间，兼任爱丁堡低碳创新中心项目经理，还参与了中英两国在气候变化和低碳技术领域的多项政府合作项目，中国有哪些优势？

陈波：中国的优势是我们经济增长很快，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开展。英国不愧是低碳经济的起源地，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学习。中国作为后起国家，过去学习美国较多，对美国的精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但我个人认为未来十年我们要重点向欧洲倾斜，学习人家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尤其是在低碳城市方面的经验。我们的最大优势是速度快，一旦形成决策，实施效率很高。这相比欧洲漫长的民主决策过程是很大的优势。在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还是要发挥这种优势，但在低碳市场的构建中，我们要更加注意民主民生问题。